也论校服的“守恒”与“突变”

很多人注意到，当下普遍存在的丑陋校服，不但在给中国教育的形象打折，也会对学生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。由此联想到的，是陕西一中学在校园活动中出现的“日本鬼子方阵”（部分学生穿日军侵华军装）和某高校“汉服学位服”“民国女生服”等雷人的现象。

“衣饰”或“服装”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很多人都听过“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”的俗语，却很少留到“衣”“装”只是一个人的外在面，真正反映一个人内在的，是“服”（在字源学中，“月”代表“肉”，“服”的本意是贴身的内衣）。因此，即便从最浅层的含义看，校服，不管是日常所用，还是特殊时段的象征（如军训、毕业、大型活动等），都是一校形象之窗口，如此重要的LOGO，理当慎重；若往深处说，一件合格的校服，势必体现一所学校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历史积淀，兼具着“个性化”和“稳定性”的双重优势，岂能盲目跟风或朝三暮四？

但奇怪的是，这种双重优势非但没能“得兼”，反倒成了任人指摘的把柄。一方面，举目四望，全国的中小学校服几乎都是清一色地遵循“守恒”原则：设计僵化、式样呆板、用料粗劣，不但地域之间几无差别，连年代的变换也较为少见（90年代开始，运动装一统天下）。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”，长期的审美疲劳已沦成审丑疲劳，淹没在同质化——乃至劣质化的校服海洋中，学校的教育主张、办学追求和个性特质完全被忽略，更遑论其精神面貌和多元生态。另一方面，在学校或者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时，校服的“突变”式转型，如同某种强烈的心理补偿机制，又成为另一种没有底线和原则的狂欢，以至伦理和常识不断被突破，娱乐化、庸俗化的过度解构，令校服失去了本该有的定位和意义。

于是，围绕着校服的“守恒”和“突变”，我们不禁要问，其背后的机制是怎样的，破解之道又在何处？ 作为对比，我们不妨参照一下国外的情况：日本的校服，比较关注细节，无论是审美还是实用性，都明显带有民族文化特征，包括动漫、电影、MV中都可以见到校服的元素；英国的校服则透着股贵族的气质，且一套校服价值不菲，无论设计，用料，制作，都属上乘，连时装界都曾刮起过“学院风”。

不难看出，无论英日，他们的校服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，市场、政策、社会、文化，都相支持和包容。其实，我们久遭诟病的校服，它的囚徒困境在于自上而下的封闭和压制。从制度层面上看，校服依然作为一种权力意志，受到种种限制，无论是市场，还是校方、学生，均未做好自由竞争和当家做主的准备，而这种不完备的机制又势必留下了寻租空间和腐败余地，所谓校服的“低劣化”就在所难免。况且，当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利益链条一旦形成，其巨大的惯性会让所有的既得利益方“同仇敌忾”，任何改革都必将阻力重重。

从心理上说，几年前曾有学校试图“破冰”，但遭遇的最大障碍竟是来自于家长：“男生穿得太英俊女生穿得太漂亮，会容易早恋，而面对中高考压力，早恋是脱垮成绩的杀手。”在如此悲催的利益算计中，在对应试失败的普遍恐惧中，心理关或许是很多人都过不了的。这从侧面也反映出，为什么那么多学校一面喜欢打疲劳战，喜欢激昂宣誓，一面又做保守主义者，坚持“祖宗之法”——即使校服的式样太老，做工太差，也能涛声依旧。

最后是文化。当教育以实利为目标，以绩效为手段，以数字为“硬道理”时，人人都处于一种汲汲的，甚至多少有些恐慌的状态时，他们会在潜移默化中变得短视、争利和自私；一旦环境允许，他们又会报复性地消费和挥霍（比如校服的“异化”）。这样一种文化，教育创新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土壤，而校服的最佳状态则是维持现状。

因此，当我们透视校服的“守恒”与“突变”时，其投射的恰恰这个时代的教育伦理和价值诉求。如果从改善的角度说，除了制度的完善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对校服的定位和意义，对教育的理解和实践，还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和勇气。